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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說明：
款識：“大清雍正年制”篆書款 這件筆筒做工一流，洵為雍正年間（1723-35年）的御窯精品。雍正帝的御用工藝品素以品味高雅、做工精湛見稱。作為藝術贊助者，他的要求甚為嚴苛，無論身為親王之時，或是在位的短短十多年里，他諭令制作之器物，無不體現了他超卓的審美水平，故深得藏家青睞。是次拍賣的筆筒，正是技術突飛猛進、藝術靈感遄飛和皇家大力贊助的成果。 清朝歷代皇帝之中，雍正書法堪稱第一。故此，他素來偏愛與書法有關的文房用具（如筆筒和硯）。即位之后，雍正曾命人繪制一幅肖像，他在畫中閑坐讀書，其右側有一仿古琮式筆筒，圖見E.S. Rawski及J. Rawson合編的《盛世華章》展覽圖錄頁246編號165。另一幅肖像為《胤禛行樂圖?書齋寫經》，這次他端坐握筆，桌上鋪紙，右側置一插放毛筆和字畫的竹筆筒，圖見臺北國立故宮出版的《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頁116-117編號I-57。據史料記載，皇子胤禛若非與父王出行，大部份時間皆潛心學習或裝飾其宮邸。宮中造辦處的能工巧匠常受命為其住處制作用器；即位之后，他的要求更為嚴格，甚至規定內廷只準使用造辦處的制品。他醉心藝術且事必躬親，并多方鼓勵宮廷繪畫及裝飾藝術。但他最為關注的始終是御瓷制作。著名的中國藝術史學家楊伯達先生對雍正年窯（1728-35年）瓷器評價如下：「年窯瓷質瑩潔如玉、彩繪華茂似錦，形成了典雅纖秀的『內廷恭造樣式』的清宮風格。論者謂：『年窯稱第一』。」雍正皇帝跟其父康熙一樣，均對琺瑯彩情有獨鐘，往往親自過問其制作細節，內務府活計檔就此多有記載。他更委派才識過人的弟弟胤祥 （1686-1730年）主理造辦處。雍正六年（1728年），清檔曾點算當時可用的琺瑯彩數目，并建議「每樣燒三百斤[約四百磅]）用」。該筆記錄還提到，「聞得西洋人說燒琺瑯調色用多爾那門油。爾著人到武英殿露房去查」。據載，當時的琺瑯彩皆由京城造辦處包辦，再交由景德鎮督陶官「年希堯燒瓷器用」。 康雍二朝，造辦處配制出一系列新的釉料和琺瑯彩，所以繪瓷師創作新的圖案時，可供應用的色彩亦大為增加。新的設計有時候會結合若干元素，巧用瓷器來模仿別的材質。仿制其他材質的瓷器雖以乾隆器物居多，但其中又以一小批雍正傳世品的工藝尤為精湛，它們泰半是仿木之作，是次拍賣的筆筒便是一例。 有兩種橘紅色最適于模仿木材，而兩者俱用氧化鐵調制而成。中國制瓷史上，礬紅琺瑯彩的運用源遠流長，但在十八世紀上半葉， 瓷工發現若用硝石替代部份氧化鉛 （原用礬紅琺瑯彩中的助熔劑），所得橘紅色最適于模仿漆器和某些木材的紋理。他們還發現了另一種能耐受高溫窯燒的橘紅色， 此色很可能是用含大量長石的低鈣瓷釉配制而成，其氧化鐵含量甚低，適于薄施輕涂，可用還原焰窯燒后，再在氧化環境中冷卻。 由于有大量色調可供選擇，所以畫師可恣意渲染濃淡深淺的褐色和橘紅色、深褐色和黑色，以仿制出像本拍品般寫實逼真的木紋。 此類雍正仿木紋筆筒的數量極少，大多采內壁仿木，器外飾一上一下兩道仿木紋中間飾山水圖的形式，視覺效果仿若手卷。此筆筒 的畫風與明大家吳門沈周（1427-1509年）的作品有頗多相似之處，參考上海博物館藏沈周1488年作《水村山塢圖卷》（圖一），圖 見《上海博物館藏明四家精品選集》編號7（香港：1996）。 至于用丹青妙筆繪制瓷器紋飾，且水準幾可媲美紙本或絹本繪畫，應始于雍正年間。康熙年間的琺瑯黑彩仍差強人意，因呈色黯淡 且極不穩定，必須罩施一層透明的淡綠或茄皮紫彩，以增加其玻璃光澤和穩定性。但雍正時期，琺瑯彩作坊終研制出理想并具玻璃 光澤的黑彩，以及合適的褐彩，如此一來，畫師即可仿制出惟妙惟肖的水墨畫，本拍品就此作了最佳的詮釋。可以確定的是，畫瓷 師在1732年或之前，已在使用新的琺瑯黑彩，因為謝旻當年出版的《江西通志》曾提到墨彩瓷器。在年窯和唐窯御瓷清單中位居四十的正是「墨彩」瓷器。 雍正十年（1732年）四月二十九日，皇上諭令「內大臣海望傳旨：畫水墨琺瑯甚好，將畫畫人戴恒、湯振基伊二人畫琺瑯活計，其所進之畫持出，再唐岱所進之畫亦持出。其余活計俱好，著留下。欽此。[……]畫畫人戴、湯二人改畫琺瑯。」（英譯參見《清宮中琺瑯彩瓷特展》圖錄頁12蔡和璧序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2） 但雍正皇帝的興趣所在，并非僅限于墨彩山水。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朝廷再有諭旨，這次與青花山水有關：「奉旨：今日所進墨菊花碟，嗣后少畫些。青山水茶圓、酒圓俱好，再畫些。」（出處同上，頁16-17） 雍正若滿意制成品，往往不吝賞賜，就此可證諸同年十月二十八日的記錄：「琺瑯畫青山水甚好。」此外，十二月二十八日亦提到：「鄒文玉所畫琺瑯，數次皇上夸好，応遵旨用本造辦處庫銀賞給十兩。」（出處同上，頁16）雍正的賞賜固然可觀，但若工藝水平未如理想或不得其歡心，清檔中也提到匠師被罰俸銀甚或革職的事例。 山水圖雖常見于形制不一的雍正器物，但用之裝點文人的筆筒可謂最為恰當，因為水墨畫在中國文人的審美體系中，地位僅次于書法。雍正皇帝對山水畫亦青睞有加，而琺瑯黑彩與墨彩的誕生，終于使具傳統水墨意境的山水畫，成為了瓷器的裝飾元素。至于畫瓷者從傳統水墨汲取靈感的論述，請見蘇玫瑰（R. Scott） 所撰〈Some Influences on the Paintings Styles of Qing Overglaze Enamel Wares〉，全文載于《Imperial Taste：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頁115-118 （三藩市：1989）。 就此可言，雍正御瓷中頗多具丹青神韻的上乘之作，而是次拍賣的筆筒誠為最佳寫照。 雍正時期，御窯在兩位才能超絕的督陶官治下，制瓷水平和技藝均大有進境。其中一位是年希堯，他于1726年離京赴任，管理淮安關稅務及景德鎮窯務。1728年，內務府員外郎唐英調任景德鎮協理窯務，其后正式接任督陶官，直至1756年辭世為止。唐英以制瓷聞名于世，任上治理有方，兼公繪事，在其督導之下，景德鎮燒造出了一批中國制瓷史上膾炙人口的絕妙佳瓷。此件筆筒極有可能為唐英任內時為雍正皇帝特別燒造的文房用具，畫中空遠的意境或曾為身處紫禁城的帝王帶來心靈上片刻的歇息。（以上引用蘇玫瑰，亞洲藝術部資深學術顧問） 拍品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清雍正仿木紋釉墨彩山水人物圖筆筒工藝相類。筆筒施仿花梨木紋釉，為雍正時期最具雅韻的文房瓷品種。內壁施白釉，外壁以仿木紋釉為地，繪通景山水，以墨彩繪山石湖水，蒼松翠柏，墨彩寫意，與仿木紋釉結合，效果極佳。是難得一見的文房雅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