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永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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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東側的擴建工程中，出土了一批洪武至永樂早期的青花、黃釉、藍釉瓷片（詳見《北京出土瓷片斷代與鑒賞》P116），其紋飾特征與南京出土的洪武礬紅彩龍紋盤及英國大英博物館藏褐釉印、刻龍紋盤一脈相承（圖1）。其絕大部分都有火燒痕，有的表面和斷面還粘有朱漆痕，顯然與當時的漆器同被火燒，應為永樂十九年（1421年）奉天、華益、謹身三殿遭焚毀后，從宮里清理出來的建筑垃圾。
永樂辛丑年（1421年）恰逢朱棣遷都第二年與新殿受賀。鄭和下西洋。后宮以魚、呂之亂大殺宮女宦官，座死三千余人。考慮到南京宮殿曾入火海，北京宮殿耗巨資修建，朱棣不甘心也不可能再用洪武、建文使用過的盤碗，加之北京府右街、王府井、鼓樓東等多處出土明永宣瓷片坑均伴生出土過少量原以為是洪武青花、單色釉盤碗，筆者認為中國國家博物館東出土的這批瓷片，至少應定到洪武至永樂早期之物。此次三殿清理出來的火燒垃圾中未見所謂“洪武”青花、釉里紅器，而北京正陽門西出土的一批下限為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的火燒垃圾中卻發現少量的“洪武”青花、釉里紅瓷片（圖2），一種可能是它們當時未在三大殿擺放，另一種可能是它們入宮時間晚于永樂十九年（參閱《北京出土瓷片斷代與鑒賞》P266）。無論如何，這批出土瓷片為永樂早期宮廷訂燒器提供了些許客觀的依據。北京源浩藝術博物館藏有正陽門西出土的堪稱為舉世孤品的永樂黑釉貼金龍紋盤（圖3），可補永樂瓷史之缺。
據統計北京故宮博物院現存所謂“洪武”的青花、釉里紅共75件，其中13件為1950年后入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現存13件；日本各博物館現存20件；大英博物館及其他國內外博物館現存85件，其中以釉里紅瓷居多，且絕大多數發色暗淡，顯示出經歷戰亂后，“御器廠”創建之前時較低的制瓷技術水平。據
近二十年來全國各城市遺址出土的陶瓷片數以億計，超城市化的進程在世界上任何歷史時期、地域都不曾發生過，甚至于王澍榮獲世界建筑師大獎也得益于大規模拆遷的舊磚瓦。城市原生垃圾坑埋藏了該地區、該戶人家的消費史和諸多鮮為人知的信息，出土的瓷片標本對于陶瓷和地方消費史研究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西安城市遺址生活垃圾層出土了很多唐三彩器，足以證實以往認為唐三彩只作為冥器的看法是主觀臆斷。南京的瓷片愛好者經常來北京購買所謂“洪武”青花、釉里紅瓷片標本，曾引起我莫名的疑惑，據悉：南京出土的“洪武”青花、釉里紅可能比日本京都、福岡略多，試想：假如南宋官窯大批的出土在揚州，假如金代定窯、鈞窯、耀州窯多數出土在北京明清遺址區，豈非咄咄怪事？明鈞窯栽花器迄今為止南京未見出土，北京原東、西城區出土少量的明鈞窯栽花器可能是永樂建都時所為，與洪武、宣德無關。最近，北京中南海西側原燕王府附近又與大量永宣官窯伴生出土了幾件鈞窯花盆、盆托，尤為重要的是：并未發現在北京各地區經常出土的“洪武”釉里紅，僅見洪武單色釉和青花五爪龍紋高足杯。加之，洪武和永樂早期的都城南京及洪武的紀年墓葬也都不見或少見“洪武”青花、釉里紅，說明了什么問題呢？
首先，許多難以判定和蹊蹺的事情應該遵從事物邏輯的本然率，近十幾年來南京和北京都城遺址的城市土方工程，相當于開挖了難以計數的的考古探溝，其出土瓷片具有相當的普遍意義和較高的參考價值。洪武南京都城罕見的“洪武”青花、釉里紅卻數以萬計的出土在北京永樂宮廷庫房及王府周邊地區，有悖常識。況且洪武紀年墓葬中尚未見“洪武”青花、釉里紅出土，目前僅見1960年明代宋晟家族墓出土的兩件洪武釉里紅松竹梅紋梅瓶，均為正統時期墓出。洪武釉里紅目前能確定的只有南京和洪武中都及景德鎮出土的瓦當類，而景德鎮出土的永樂紀年款釉里紅瓶確有實據（圖4）。明早期優質的龍泉供瓷大窯楓洞巖窯址也僅見到“永樂”刻款的模具。無獨有偶北京出土的永樂早期釉里紅鼓釘海水紋爐與故宮博物院藏同樣的永樂青花爐器型、紋飾一致（詳見《北京出土瓷片斷代與鑒賞》P120）。北京出土的明永宣龍泉窯供瓷往往與景德鎮永宣官窯伴生出土（詳見《北京出土瓷片斷代與鑒賞》P69）。而有可能是洪武青花的有：臺北故宮博物院藏青花翼龍紋高足碗（圖5）；景德鎮出土的青花五爪龍紋盒；河南博物院收藏的青花五爪龍紋玉壺春瓶；永樂十二年朱棟墓出土的青花四愛紋梅瓶；上海博物館青花五爪龍紋梅瓶及南京明洪武二十五年沐英墓出土的青花蕭何月下追韓信紋梅瓶。元末明初統治者的更迭，抑或某個皇帝的駕崩，對瓷器生產和主題流行紋飾的影響甚微，洪武青花理所當然的與至正型青花難以區分，只有到改朝換代后的又一代人時，才可能有明顯的時代變化。
其次，根據類型學應服從城市遺址層位學的原則，目前尚無元代宮廷使用青花瓷的證據，北京至今未出土五爪龍紋元青花、釉里紅器，出土數量和質量均與國內其它地區差別不大，即使使用恐怕也僅限于皇家寺廟。按通常歷史的慣性，朱元璋亦不可能在宮廷內大量使用所謂的洪武青花、釉里紅瓷，應以單色或雙色釉瓷為主。南京出土少量的青花、釉里紅瓷片亦應為永樂遷都前后的遺棄物。當然，也不排除是“洪武三十五年”之后，永樂帝在南京所用或南京作為陪都期間由北京分流而來。當前已知自唐至元的青花瓷標準器均與中國佛教有著不解之緣。朱棣的老師、開國謀臣姚廣孝是曾為馬皇后超度的僧人，倘若沒有他的相助，朱棣便無法直搗龍庭。另則朱元璋也曾皈依佛門，永樂帝為鞏固政權而極力倡導佛教徒喜愛的青花瓷乃順理成章之事。中國百姓飯碗上所呈現的審美取向，主題紋飾始終是以皇家文化為主導。北京出土了民窯“宣德”款青花折腰盤（詳見《北京出土瓷片斷代與鑒賞》P136）此類青花折腰盤全國各地出土量都很多，原一般都定為洪武，由于這個瓷畫家信手拈來的“宣德”二字的問世，把所謂洪武民窯青花瓷的上限也推后至永樂晚期。根據封建社會“上行下效”的原則，宮廷大量使用在元末明初“俗甚”的青花瓷亦不可能是洪武，而是永樂早期。
“洪武”青花、釉里紅究竟是洪武還是永樂早期之爭，對于投資收藏者而言無關緊要，關鍵是其質量較永樂晚期至宣德的官窯器遜色不少，決定市場價格的第一要素注定了其收藏遠景并不美好。
通常情況下，歷史上的陶瓷生產量與存世量及出土量成正比。梅瓶因口徑之小僅與梅之瘦骨相稱而被命名，器型從唐代的敦實到宋元的修長進而至明代的挺拔，均作為酒瓶之用。清雍正前后，梅瓶多成為大口、平肩、無蓋的陳設瓷，作為裝飾品其生產量自然會減少，而存世量與生產量的比率密切相關：2001年香港蘇富比秋拍清乾隆青花穿花龍紋梅瓶以1269.475萬元港幣成交，而2006年香港佳士得秋拍一件高
投資收藏要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出發，成系統的投資收集才能持之以恒。聽說有人斥巨資買了1949年開國大典時天安門城樓上的八個大燈籠，后來便隨便扔掉了，盲目之至。陶瓷收藏首先要根據客觀條件選擇自己喜歡的窯口或器型，由普通到精品成系列的收藏，窮其一生能把某個窯口的某個階段的陶瓷研究透徹也就難能可貴了。真正的收藏家不能把自己的藏品束之高閣，或者說能稱之為收藏家的還要對自己可靠、豐富、珍稀的藏品有超乎常人的真知灼見，這需要經常把玩揣摩和琢磨。假如你僅僅是以投資為目的，實際上與你買點前景樂觀的股票之收益也差不多，關鍵亦在于自己穩定的心態。而是否能真正獲得哥德所言收藏家的“幸福與快樂”，除尋找到適合自己的收藏之道外，還取決于你個人的能力與哲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