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隨著大批西夏文籍及文物的出土，在西夏學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別是在西夏佛教方面，由于當時西夏統治階級大力提倡佛教，佛教成為西夏的國教。在大夏境內“浮圖梵剎遍滿天下”，“近自畿甸，遠及荒要，木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遺址，只緣片瓦，但仿佛有存者，無不必葺……憧憧之人，無不瞻禮隨喜，無不信也。”因此遺留下的西夏寺院遺址及佛教文物極為豐富，在考古發掘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特別是發現的各類西夏文物中，佛經數量占絕大多數，主要是西夏文。圖中所示的《金書西夏文佛經》就是其中一種，它有著特殊的重要價值。
佛教興盛，西夏佛經的翻譯、刊印抄寫得到很大程度的發展，佛經需求量的增加和佛教僧侶的印經活動極大推動了西夏造紙和印刷業的進步。
西夏紙基本上都含有碎布等織物原料，大致分為四種：第一、將亞麻布和棉布的碎織物做成紙槳，制成紙；第二、在亞麻中摻入大麻做成紙槳，制成紙；第三、用碎棉布頭做成紙槳，制成紙；第四、用碎棉布頭作紙槳，上面再覆上一層毛制纖維，制成紙。西夏紙的主要成分是棉織物，與河西地區出產棉花有一定的關系。在《梁書•西北諸戎傳》和吐魯番文書中都有高昌種植棉花的記載，西夏占領河西后繼承了河西種植棉花的傳統，棉布已經普遍使用，西夏造紙中含有棉布成分也是很自然的。西夏設“紙工院”，負責紙張的生產和使用。紙工院的級別不算高，在五等司中屬最后一等“末等司”，設四名頭監管理具體事宜。西夏有紙匠，從事紙張生產。負責書籍雕刻刊印地點主要設在規模較大的寺院里，由寺院完成具體印刷工作。
西夏僧人認為用自己喜愛的方式抄寫或刊印佛經都是對佛虔誠的表現，西夏佛經有寫本和刊本之分，寫本分一般寫經和泥金字寫經。刊本分為雕版、泥活字和木活字版。其中活字印刷術是北宋畢升發明的，可惜宋代活字印刷術的實物資料基本上沒有保存下來，西夏活字印刷品的出土就顯得尤為重要，成為研究中國古代印刷史的寶貴材料。
（部分內容節選自崔紅芬著《俄藏西夏文佛經用紙與印刷》）